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合同诈骗罪发生的频率与日俱增。刑法对此明确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就构成合同诈骗罪。对合同诈骗罪中“履约能力”的认定，不仅是业界学者竞相讨论的热点话题，就连裁判者也在刑事审判参考案例中，对本概念进行了指明解释。
“高淑华、孙里海合同诈骗案”的裁判理由指出：两名被告人擅自改变从被害人等处收取的保证金用途，案发时无现金偿还。法院认为，两名被告人将收取的保证金主要用于生产建设和正常开支，未见挥霍情况；案发时虽无现金偿还被害人，但在已完成的项目上仍有一定的财产权益，加上此前支付给他人的保证金，公司的整体资产负债问题不是很突出。被害人损失可以通过民事途径挽回，本案不宜认定为诈骗犯罪。可见，不能简单地依据案发时未能履约的结果来否定行为人的履约能力，要结合合同签订的背景、资金的用途、行为人的生产经营状况、全部财产情况等进行综合判断。
履约能力虽然是判断非法占有目的有无的重要资料，但无履约能力并不必然意味着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根据履约能力的大小判断非法占有的目的有无，属于一种推定行为。推定事实只有在缺乏有效反证的情况下才成立。假如当事人提出了有效的反对证据，那么非法占有目的则难以认定。譬如，企业经营者面临资金周转困难，为渡过难关虚构事实向他人借款，原本以为可通过后续经营逐渐归还欠款，不料遇经济危机，致使欠款到期不能归还。虽然行为人在借款时有欺骗行为，借款时及事后无归还能力，但行为人已对资金使用和经营活动尽谨慎勤勉义务，不能归还系因情事变更所致，此时也难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事实上，对履约能力的判断，本质上是对行为人履约意愿的判断。如果行为人没有履约能力，原则上表明其并无履约意愿，因而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然而，即使行为人具备履约能力，但其行为却明确反映不具备履约意愿的，也可以认定为非法占有目的。无论是刑法第224条列举的情形：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还是司法实践对“非法占有目的”情形的归纳梳理，均可被归入缺乏履约能力和履约意愿两类情况。在第2、3种情形中，可以认定行为人根本没有履约能力；第1、4的情形则表明行为人没有履约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