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9年，已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第5年。这年春唐朝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等率领9个节度使大军与安史叛军交战于相州而遭大溃败。
就在相州大溃败之际，杜甫离开洛阳返回华州，一路经过新安、石壕、潼关等地，沿途耳闻目睹男女老少被捕捉充当兵士役夫的惨痛景象，到处是惊惶恐怖和悲哀叹息，人们遭受极大痛苦和悲伤却无处申诉。
回到华州之后，杜甫将他一路上亲身感受，经艺术提炼写成了“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这“三别”吸收了汉乐府及魏晋南北朝叙事诗的戏剧性的内核，从惊心动魄的社会生活画面中塑造了一组可歌可泣的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人民形象，以虚实相衬的心理独白方式，熔炼出全方位的、戏剧性的社会生活立体画卷，使这一组诗升华到“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悲壮美的审美境界，交响出一曲震彻千古的时代咏叹调。
01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悲壮美
多维的时间意象、纵横交错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构成了“三别”沉郁、冷峻、激越的悲壮美内涵。这三者互相映衬，相得益彰，形成慑人心魄的艺术氛围。
沉郁：多维的时间意象
在富有戏剧性的叙事诗中，时间成为孕育矛盾冲突的摇篮。“三别”的时间以其深邃的时代底蕴和历史底蕴烘托出一个紧张、凝重的审美氛围。
首先，“三别”的时间是生离死别这一人生时刻，与安史之乱时期国家悲剧、家庭悲剧、个人悲剧紧密交织的时代悲剧的典型再现。
国家悲剧，一幅四海之内“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无辜生灵惨遭涂炭的触目惊心的时代画面；家庭悲剧，一派“家乡既荡尽”、“子孙阵亡尽”家破人亡的凄惨荒败的景象。
个人悲剧，《新婚别》中新婚少妇在洞房花烛夜便要与“往死地”的新郎离别；《垂老别》中骨髓已干的老翁在垂暮之年不得不拜别老妻，“投杖”应征；《无家别》中败阵归来的独身汉喘息未定又被抓丁。
任何人都难以逃脱悲惨的时代命运。
“三别”将破碎的国家、败亡的家庭、苦难的人生同时凝聚于生离死别时刻，使这一本以不胜人生悲剧重负的时刻承受着深沉的灾难时代的重负，形成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令人窒息的时间氛围。
其次，“三别”的时间是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在生离死别人生时刻上的高度缩影。
新婚少妇往日是在父母的百般疼爱中，怀着美好的憧憬“久置罗襦裳”；而今却是“罗襦不复施”的悲泣。
垂暮老翁心中存留的是年轻时代度过的太平日子，而眼前却是“四郊未宁静”的家破人亡的严酷现实。
独身汉的家乡，往昔家园兴亡，园庐相望，鸡犬相闻；而今“久行见空巷”的无家可依之感。
这今昔的强烈落差集中投射于生离死别时刻，使这一时刻经受着历史剧变的震荡，形成似电闪雷鸣般令人惊悸的时间氛围。
时代的灾难与历史的落差交织在一起，闪电划过翻涌而下的黑云，惊雷沉闷地轰鸣于欲摧之城中，形成了似强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沉郁的时间审美氛围。
冷峻：纵横交错的人物关系
人物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社会关系正是一个具有无穷层次的、多方面矛盾的编织物。
“三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大自然为底线，以人类社会为主线，编织出充满社会矛盾和人间辛酸的人物关系网络。
“三别”的织针首先穿梭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
在独身汉的生存空间，日头消瘦，阳光黯淡，反客为主的狐与狸对“寻旧蹊”的主人公发出责怪的怒叫。在新婚少妇的生活天地，仰视是“大小必双翔”的百鸟；俯看是“附蓬麻”的“兔丝”；这些景物限定着她“鸡狗亦得将”的生存空间。
这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生动逼真地影现出严酷的社会现实，并进一步强化着复杂的人际关系。
与此同时，“三别”的织针更多地更快地穿梭于人类社会的存者，死者，亲人、邻里、父母官之中。
《新婚别》中爱莫能助的父母，尚未拜见的姑嫜、恩爱难以割舍的新郎；《垂老别》中，躺在路边啼哭的老妻，辛酸的同行，残酷不仁上官，阵亡尽的子孙；《无家别》中，东奔西逃的邻里，苦渡残生的老寡妻，冷酷无比的县吏，死于沟溪的长病母，死“为尘泥”的乡里乡亲……
这些众多纷纭的各阶层的“活者”和“死者”，在拟人化了的自然界底色的衬托下，栩栩如生地出现于“三别”的社会生活场景中，与主人公的命运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加剧了主人公内心矛盾冲突的激化，构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冷峻的人物关系审美氛围。
激越：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
“三别”正是以戏剧性冲突赋予社会生活场景以美的灵魂、美的活力，并从国家、社会、人民三个视角，展示出三条矛盾冲突线索。
其一是“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这一尖锐的民族矛盾冲突线索；其二是不恤新婚、不恤老人、不恤穷民的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冲突线索；其三是主人公“何乡为何土，安敢尚盘桓”的曲折的义与理、理与情的矛盾冲突线索。
这三条矛盾冲突线索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本身就具有引发戏剧性冲突的效果。而更为典型的是“三别”的戏剧性矛盾冲突更深入地从以下二个方面展开：
首先，“三别”的矛盾冲突是在主人公心灵磁场中展开的。
《新婚别》是新婚少妇如泣如诉的肺腑之言；《垂老别》是老翁慰妻亦慰己的自诉自叹；《无家别》是独身汉情不自禁的自言自语。
这些感应着时代风雨、社会动荡、生活突变的心灵倾诉，急时如狂风暴雨劈面而来，缓时如秋风苦雨催人断肠。矛盾冲突与心灵震颤的相谐共振使社会生活场景具有一种扣人心弦的戏剧性张力，它将读者引入与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的审美意境。
其次，悬念丛生，高潮迭起。三条矛盾冲突线索在主人公内心纠葛、碰撞，掀起一个接一个伴随悬念的冲突大潮。
新婚少妇在洞房花烛一夜之间，历经“暮婚晨告别”——“何以拜姑嫜”——“君今往死地”——“罗襦不复施”，这些一个猛似一个的人生悲剧的震撼。
垂暮老翁在风烛残年之际遭遇“子孙阵亡尽”——“投杖”应征——死别“老妻”——“弃绝蓬室居”，一个烈似一个的人生灾难的袭击。
独身汉解役归乡，铺天盖地而来的竟是家乡“荡尽”——“长病母”死于沟溪之中——复被征兵——“人生无家别”，一个惨似一个的人生毁灭性摧残。
这雪崩似的冲突大潮所形成的激越旋律，不仅将社会生活场景置于惊心动魄的悲壮意境中，而且经久不息地回荡在读者的心中，激发出读者集忧、怒、悲、愤于一体的崇高的审美情感。
凡此，“三别”的戏剧性不仅植根于矛盾冲突中，而且渗透于时间，人物关系中，这全方位社会生活场景呈现出的全方位戏剧性，是对安史之乱时期急剧动荡变化的社会现实——社会“戏剧性”的审美观照：
它既有沉郁悲壮的艺术美意蕴，又有雄浑、壮阔的社会美底蕴。这一审美内涵使“三别”社会生活场景具有中国史诗的神韵。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一句，本是杜甫写给李白的，可又何尝不是写出了自己呢？
02 一曲响彻千古的时代咏叹调
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美学传统是强调传神。叙事诗，传神的重心是人，而人的活的灵魂是性格。因此，鲜明独特的个性美是叙事诗审美表现的真正中心。
“三别”中的三位劳动人民形象就达到了这一理想审美境界。他们不仅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而且他们的个性本身就是一曲曲壮美的时代之歌。
《新婚别》：坚贞爱情的时代咏叹
新婚少妇是一位生于盛唐，长于和平年代的“贫家女”。虽然家境贫寒但父母的百般疼爱使她的闺阁生活是在平静而充满希望的“久置罗襦裳”中度过的。
一个 “久”字不仅点出了穷苦人家置办嫁妆的艰难，更点出了闺阁少女对缝制嫁衣的看重和精心。这精细的一针一线倾注着纯洁少女全部的爱心，更倾注着善良少女对爱情的美好憧憬。
然而安史之乱使她的美好憧憬，在实现的瞬间竟变成“暮婚晨告别”的悲剧。生活一下跌入灾难的深渊。
她无法接受眼前这突如其来的惨痛打击，不由地流露出“无乃太匆忙”的无限悲伤的哀怨，更难以遏制地从心灵深处迸发出“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绝望呼喊。
但贫困生活炼就的刚强性格使她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渐渐地冷静了下来。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支撑着她勇敢地正视“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的凄惨命运，坚强地从个人悲苦中挣脱出来，将心思转到了丈夫身上。
当一想到丈夫就要到九死一生的战场上去，沉痛得心如刀割。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的情愫，促使她产生了与丈夫同赴国难的愿望。可当她的视野扩及到“苍黄”的局势时，她不仅意识到“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而且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丈夫的生死，爱情的存亡与国家民族命运是不可分割地连结在一起的。
要实现幸福的爱情理想，必须鼓励丈夫“努力事戎行”。于是，她强忍袭上心头的无穷酸楚，平静而深情地向丈夫诉说了“对君洗红妆”的坚贞爱情。同时，她又强抑下“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及“人生多错迕”的无限感伤，炽热坚定地说出了“与君永相望”的至死不渝的爱情誓言。
一个贫家新婚少妇，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仅没有放弃对爱情理想的追求，而且更高层次地将爱情理想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连结在一起，勇敢地走出自己的个人小天地，升华到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崇高境界。她纯洁、善良、刚强的个性在悲壮的时代旋律中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垂老别》：以身赴国的时代咏叹
从军，对“暮婚晨告别”的新郎，对“无家别”的独身汉，固然是“往死地”，但也还有生还家乡的希望；可对已是风烛残年的老翁，却意味着一去不复还，不是战死疆场，也将老死沙场。
垂暮老翁平安地度过了大半辈子，却面临着没有一线光明的“垂老别”。他热爱生活，热爱家乡，更深深地挚爱着他的亲人，然而眼前却要在有生之年诀别自己的家园和亲人。淳厚的挚爱在生离死别顷刻间化作滂沱的深悲巨痛。这是人世间最惨烈最难遏制的真情。
但老翁在唯一的亲人——已经哭倒在大路旁的妻子面前，却体贴入微地表现出极度的克制。他爱怜地搀扶起老妻，为她的“岁暮衣裳单”而愁肠寸断。他把自己的悲痛强压心底，情深意切地宽慰老妻：“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豁达地宽解老妻心中的离愁别绪：“人生有离合”。
只有当他面对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留有“少壮日”美好记忆的“蓬室居”时。才毫无顾虑地打开感情的闸门，一任撕心裂肺的深悲巨痛倾泻而出。
在这情感的一抑一纵，一阖一张中生动地显示出老翁纯朴善良的忠厚个性。
与此同时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挚热爱，开阔了老翁的视野。他从家破人亡之仇，看到了国家民族之恨，意识到这不是个人或个别家庭的灾难，而是整个国家民族遭受着空前未有的大灾难。
国难当头，岂容徘徊的赤诚的爱国之心，使他毅然挣脱一己一家一乡的情感羁绊，决然地抛开一家一己的不幸，“投杖出门去”，慷慨赴国难。这忍辱负重的爱国情怀，这深明大义的爱国壮举生动地显示出老翁豁达刚毅的个性美。
从军老翁以他那忠厚、刚毅的个性唱出了慷慨悲壮的时代最强音。
《无家别》：孤苦无依的时代咏叹
《无家别》中的独身汉有着中华民族典型的坚韧性格——忍耐中有几分深沉的冷静。在他走过的人生历程中，经历的只有一次比一次更为沉重的灾难。
体弱多病的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他拉扯大，人刚成年还未报孝母亲，就碰上安史之乱，他不得不强忍住撇下孤苦无依的“长病母”的悲痛，离家服兵役。战场上死里逃生，终得返回家乡，相依为命的母子团聚在即。
然而寻到的家，除了“空巷”，只有“蒿藜”；寻到的人，除了“一二老寡妻”，就是化为尘泥的死者。家成了“狐狸”的领地，母亲早在五年前就贫病交加死于沟溪。这重重的灾难一齐向他袭来但并没有压垮他。
对乡土的深深依恋，抚慰着他心灵的创伤，支撑着他开始了披星戴月的辛勤耕耘生活。希望在贫困和孤独中用自己的双手重建家园。
可残酷的社会现实无情地击碎了他的最后梦想。“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弊”，兵役再一次降临在他的头上。他强以是在本州服役来宽慰自己，可“内顾无所携”，“远近只一身”的超常痛楚猛烈地冲撞着他空荡荡、无着落的凄凉心胸，使他感受到终身的绝望。
他最终仍强忍着人间惨痛，踏上了无望的征程。但强忍中已含有深沉的思索。他回顾了“我里百余家”在“寂寞天宝后”所遭受的种种灾难：
生者，年青的“世乱各东西”，至今无消息，唯一有消息的自己，又被征役。年长的只剩下“一二老寡妻”。
死者，无人顾及，任其化为尘泥。更痛心的是劳苦的母亲在世得不到儿子一天的侍奉，悲戚终身，去世得不到儿子的送终，饮恨黄泉。
面对着生者求生不能，死者难以瞑目的毁灭性的人间灾难，他终于爆发了“何以为蒸藜”的悲愤呐喊。
苦难的人生造就了独身汉坚韧的个性，这个性刻着时代灾难的烙印，成为民众被迫走到死亡线上的历史写照。
“三别”中三个主人公鲜明独特的个性使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
他们的个性“世界”凝聚着整整一个时代的血泪，展示了整整一个时代劳动人民饱经战争重创、阶级压迫的凄苦的内心世界、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忍辱负重的崇高爱国主义情怀。
他们完满、有生机的个性是悲慨的时代旋律、低回的命运旋律、激越的心灵旋律的交响，它交响出响彻千古的浑厚悲壮的时代咏叹调。